《深圳特区报·读与思周刊·盈利第一治病第二》

书名：《药物人生》(Drugs For Life)
作者：约瑟夫•杜密特(Joseph Dumit)
出版社：杜克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1月

世界最大制药公司之一的葛兰素史克(GSK)最近在中国遭到调查，被指通过会务公司或旅行社转账向医务人员行贿，接着又传出其它跨国制药公司如拜尔(Bayer)和阿斯利康(AstraZeneca)等也在接受中国警方的反腐败调查。这一系列事件在海外也颇受关注，这些不仅仅是经济新闻，它们所涉及的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一场广泛的讨论：制药公司在全民健康中到底应该处于什么地位？

假借名目向医务人员行贿，当然放在哪里都属于犯罪行为，但是在欧美国家，由制药公司向医务人员提供资助参加科研培训学术交流活动还是非常普遍的。这些资助活动虽然合法，但也有争议，这些受到制药企业资助的医务和科研人员，其言行是否能保持中立？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加强透明化：例如在科研论文发表时，强制要求所有作者公开自己受企业资助的状况；又如今年在美国开始实施的《阳光法案》，要求所有医务人员公开自己收到来自制药公司的赞助。另一个办法是减少企业资助，比如阿斯利康公司已经不再资助任何医务人员参加职业培训等活动。

但是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看，要制止医药企业对医务人员的职业判断施加影响，是不可能的。制药公司开发新药，是为了治病救人，但更是为了盈利，如果全民健康是一个市场，那就不可能、也没有理由断绝制药公司的市场行为。这些正是新书《药物人生：制药公司是如何重新定义健康的》(Drugs For Life: How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Define Our Health)的核心观点。本书作者约瑟夫•杜密特(Joseph Dumit)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教授，这本新书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健康”到底是什么意思？制药公司是如何重新定义“健康”的？这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什么影响？为了从事这项研究，他以参加会议、阅读、访谈等方式，近距离了解医药营销的策略和理念，得出不少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作者在书中指出，在近二三年来，“健康”的概念已经从过去的“没生病”变成“没有得病的风险”。这一改变源自二战之后，由于临床测试的发展与普及，通过在大批病人和健康人群身上做严格的对比测试，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药物的疗效和副作用。同时研究者发现通过大规模临床测试能够有效地发现致病的风险因子：例如吸烟增加得肺癌的风险、肥胖增加得糖尿病的风险等，都是通过临床测试证实的。每个人身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风险因子，比如胆固醇水平高于“正常值”，那么是不是就不“健康”了？是不是需要服用某些药物来降低患病风险？

作者认为，这种以是否有得病风险作为“健康”的定义，已经被广为接受。而临床测试虽然本身是一种科研手段，但是因为对于制药公司来说，开发新药的首要目的是盈利，其次才是治病，临床测试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制药公司寻找最有盈利前景的新药的手段。换言之，制药公司愿意投入巨资进行临床测试，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使用研究中的新药，疗效可能很好但是盈利前途不大的药物就没有人愿意投资做临床测试。医药公司要盈利和增长，其后果就是全体社会医疗支出的上升。

那么医疗保险公司是否可以但当控制医疗支出的角色呢？作者的结论让人吃惊：从长远的角度说，保险公司也愿意医疗费用上升，因为这意味着保险费的增加，保险公司也是商业企业，它们也需要增长。

虽然本书主要说的是美国的情况，但和中国也有关系，目前中国还没有像样的研究性制药公司，在药物疗效和风险因子的研究中发言权不大，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但是中国也许可以学习其它国家的经验。在欧洲，与美国的联邦医药管理局(FDA)对应的是欧洲医药管理局(EMEA)，但是与FDA评审不同的是，通过EMEA药物安全评审的药物，并不能自动进入欧洲国家的医疗体系，而是还要通过一个疗效评审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每个欧洲国家都是独立操作的，制药公司必须证明新药填补了疗效空白、或者在性价比上优于现有药物，才能获准进入该国的医疗体系，这和欧洲大部分国家施行全民医疗体系有关，政府是主要支付方，有较强的谈判能力。

医药研究与开发既关乎每个人的健康，又是一个涉及巨额资金的商业行为，本书中所揭露的现象、提出的观点，值得行内行外人士认真地了解和思考。